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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漫长的19、20世纪之交，湖南一带所汇聚的真实和想象的能量，汹涌激荡，为旧时中国所罕见。而浏阳则是大河滔滔中的一条支流。据《湖南通志》记载，浏阳河又名浏渭河，原名浏水。浏，清亮貌。因县邑位其北，“山之南，水之北，谓之阳”，故称浏阳。浏阳地处湖南东部，毗邻江西。三国时属吴地，开始设县，隋时并入长沙县，唐时复置浏阳县，元时升为州，明洪武时复为县。

中国人对于浏阳的印象大多起于那首名为《浏阳河》的民歌。民事如歌，大河款款，时间是一条越流越宽的江河，摆渡往事，也模糊记忆。浏阳河有两处源头，一为大溪，一为小溪，分别出自罗霄山脉北段大围山的北麓和南麓。两处溪水经过大半个浏阳，于城东汇合。一入长沙，浏阳河便如同豪情万丈的少年，突然高门亮嗓，陡然生变，将它的叛逆不羁，一股脑甩给了身后的浏阳。人善变，河流因势也善变，变与不变都由不得自己。无论智者乐水，还是仁者乐山，浏阳兼具这人生中的两重境界。许多年前，我在一个秋日的黄昏抵达长沙，绵长的枯雨期拖瘦了湘东一地的河流。展现于眼前的浏阳河，失去了印象中九曲十八弯的缠绵。像是经历过大场面金盆洗手的江湖客，老成而不无世故地经营着自己的余生，令人神迷遐想。

人迹于水，水势浩渺；人迹于清冷的古物建筑，往往会给枯萎的时间带来“回阳”的血色。人的足迹所到，得所应得，失所应失。行走于三湘大地，做个时间的旅人是个不错的选择，稍不留神便与名人的故处摩接。浏阳河流域自不例外。他们或以文，或以歌，或以教，或以义，或以战，甚至或以死丰富了浏阳的外延。可以说，千古之下，能够彪炳湖湘称为人中之龙、学术北斗的，不在少数。尤其近一百多年来，众多湖南人跻身中国近代史舞台的聚光灯下，各展其能，各表其事，各安其命，又各行其道。而在这其中，谭嗣同无疑是划过浏阳天空最耀眼的那颗彗星，一闪而逝。

翻阅史料，突然理解了海德格尔的那句话：“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，大地之上绝无尺规。”这世间人事，也暗合了“道法自然”的隐喻。奔走于大地上的真实，是自由的，安稳的，不应被打扰的。就连我这漏洞百出的书写，也是一种打扰，自以为是的喧嚷，不可饶恕。当车驻于浏阳北门正南路上，我试图寻觅那条通往谭嗣同故居的梅花巷，遗憾的是，在分布着医院、学校、剧院等数十家单位的街面上，那条在老浏阳人记忆里青石铺路的巷子了无踪迹。据明、清时期《浏阳县志》记载，此街面有一条南起粮仓街，北至圭斋路，全长两百多米的街巷。巷道为青石板铺垫，巷内有宋家大屋、谭家大屋、黎家大屋、贺家大屋等。其中黎家大屋有个叫“梅花碧境”的地方，种有多个品种的数株梅花，芳香溢满整条街巷，所以人们也称为“梅花巷”。

谭嗣同的先祖于清朝道光年间迁居浏阳，居住在梅花巷丹桂坊。四时有序，日月更迭，待到谭嗣同的祖父时，又迁回到梅花巷居住。随着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一路升迁至湖北巡抚兼湖广总督，谭氏家族进一步发展壮大，在靠近梅花巷不远的浏阳北门建造了一所“大夫第”，即我们现在看到的谭嗣同故居。梅花巷顺延而下便是浏阳河，此处是一座有着风霜压身的老码头，样貌古旧，凋零落魄，入不得世人挑剔的眼。谭嗣同称湘人不幸处于未通商之地，“不识何为中外，方自以为巍巍然尊”。没见过世面，还认为老子天下第一，嘴脸像极了那个老朽的帝国。《湘江评论》以同样的口吻写道：“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，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。他们没有有组织的社会，人人自营散处，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，共同生活，久远观念，多半未曾梦见。”

待到清朝中后期，这里渐渐有了商业气息。水、桥、船将此地与外面的世界连接起来，不安分的人们开始奔向更广阔的空间，染世渐深。从浏阳河经湘江至长江，可以到汉口等大城市。浏阳大围山的木材通过放竹排，可以从上游运到浏阳，再经过浏阳转运至长沙等地。而浏阳的花炮、夏布也是通过水运运至汉口，再销往世界各地。晚近以来，从汉口来的轮船带来了洋油、洋火、洋碱、洋布等洋货。航运码头水运的发达，也就此改变了城市的面目，让它变得愈加繁荣。一时间南北通衢，商贾云集，很多商人在浏阳置地置业，娶妻生子。梅花巷里的很多四合院便是那些赚了大钱的商贾巨富建造和买下的。谭嗣同的故居也在其中，临水而立，既融于其间，又有几分遗世独立的意味。

走出文庙数百米，几分钟就可以走到谭嗣同故居。故居为砖木结构，三进院布局，前栋临街，面阔五间，中堂与后堂之间有一过亭，过亭上方有长棱形六角藻井。屋子两边设置风火山墙。据说这栋房子建于明朝末年，最初是一个祠堂，被谭嗣同祖父谭学琴买下作为私第，并改造成现在的三栋二院一亭，一座天井式民宅建筑。宅子的精美也不是普通民宅可比，尤其房屋的木雕，十分精美。屋子的梁架、斗拱、雀替等，均有雕饰图案，正厅屏门以及几处花窗更是木雕杰作。

用手触摸老房子的门墙，如同触碰一段老旧时光。脑海走马灯似的浮现一幕幕历史故事。偶有三两个调皮的小孩，在身边穿插嬉戏，倏来忽往，像是蝴蝶穿花，花不沾身。那一刻，让人觉得时间也跟着穿越了。谭嗣同出生时，这个家族已在湖南居住超过了十五代。十五代，我在心里默算着是多少个年头。不算则已，一算惊人。一个个念头在脑海里翻腾，不觉有了温度。再低头俯瞰橱窗里谭嗣同手书诗卷，墨迹苍茫，纸色苍茫，时间苍茫，弥漫着摄人心魄的旧气。翻开浏阳谭氏族谱，看到谭家从宋代一路发散出来的巨大脉络，如同一张蛛网。中国人使用“家族”这种巨大的传统来对抗动荡和王朝更替，个体依附于其间，寻求庇护，寻求血脉的递延。

据谭氏族谱记载，北宋末年靖康之乱，金人攻占北宋都城汴梁，中原汉人纷纷南下。谭氏的第一世祖谭孝成便是在那个纷乱的世道里，率领族人，颠沛流离，由江西之地迁往福建路汀州长汀县。南宋至元，谭氏也只是普通的农耕之家，在闽西一带山村开垦耕作。他们的命运如同那些名姓不彰、默默无闻的山间花草，在不起眼的角落繁衍生息，如同大地上的万般灵物。南宋末年，第八世祖谭启宇之兄谭启寰，任主管殿前司，后因抵御蒙古军南下，不幸兵败身亡。待到明朝开国，谭氏宗族开始崛起而以武功闻名于世。在头颅如灯笼一样明灭无常的时代里，武是取人首级的法门，武也是护住项上人头的法力。其实，它们是什么倒无所谓。那照亮一个家族命运前路的，就是灯笼一般的头颅。千灯万灯，点灯的人，要将属于他的那盏灯火传给后人。

洪武年间，第十一世祖谭如嵩追随燕王朱棣“宦游北平”，官任燕山右护卫副千户。其子谭渊继承父职，靖难之役随朱棣在北平起兵，每战必从，因功升都指挥同知，后于河北夹河之役阵亡。朱棣夺位成功，赠都指挥使，追封崇安候，建祠以祀，入《明史》列传。先人留下的遗泽，就像是人的脚印、车轮的辙迹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渐行渐远，也渐渐淡去。后人留恋先人的流风余韵，莫若书写自己的历史。谭氏以武功著望于明，两百余年间，位列侯伯者九世十人。这段历史在谭氏后人心目中，已算得上足够显赫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被反复记录，念念不忘，成为他们心中向往追慕的黄金时代。

谭氏于晚明之际迁居湖南，第十六世祖谭宗纶镇守湖广，久驻湖南，其子谭功安遂留居长沙府长沙县，立宅于四方塘，他是谭氏迁居湖南的始祖。待到明天启七年（1627），第二十祖谭逢琪带着弟妹子侄，又先后由长沙迁往浏阳定居。刚来到浏阳，谭家人虽然家境较为丰裕，但作为外人要想立足乡土之地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容易。谭氏宗族迁居浏阳之时，正值明清易代之际。随着家族黄金时期的结束，谭氏又从勋贵阶层跌落至寒微家族。每逢清明或中元，谭家人在家庙举行祭礼时，总会对儿孙做出训诫。而那时，他们念念不忘的仍是“列祖勤王之功”，虽然那些荣耀已成为遥远的过往，留存于泛黄的谭氏族谱。这个世上没有一种传递能够特立独行地发展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我们必须以人类精神的名义，感谢我们的先人，感谢他们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为另一头的我们做出的选择。一个家族伴随着王朝更迭，也在努力地适应时代，转变方向。

在此以前，谭氏以武功起家，重武轻文，用谭氏后人的话说，“先世将门，闳于武烈，文学无闻焉”。谭氏宗族的光荣历史，是先人们用人性的刚烈和刀马之功换来的。至于文学，于这个勇字当先的宗族而言，一度并无亲近之感。但到了谭嗣同的高祖谭文明时，举家迁至浏阳南乡吾田市，栖身山林，历经三世经营，家风随之豁然贯通。当然这也和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有关，承平日久，国家不再需要那么多武人，而转向以文治国，科举取士。一个有着两百年尚武之风的家族，由尚武转向崇文。谭文明的兄弟文魁、文开、文章，“一列府庠，一为修职郎，一为县试前茂”，都成了地方上享有君子之誉的人物。笃学固穷，文行有斐，谭家自此以诗书继世。他们期盼着家族中再次出现穿官服、挂朝珠的人物，那样的话，才能重新恢复先祖的荣光。

谭氏宗族弃武从文，耕读起家，靠着几代人的奋斗和积累，在浏阳建立了可观的产业。其时有乡人以羡慕的口气恭维：谭氏“从此步蟾宫，题雁塔，跨金马，登玉堂，直指顾间事耳”。在一个难以判定方向的世界里行走，一个人，或者一个家族又如何知道自己是走向没落，还是走向昌明呢？如果说生存是智慧的本性，那么还有一种累世而成的神秘力量在冥冥中指引：一连串的偶然，才是必然。事后来看，如同暗夜灯盏，如同神谕，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。

谭嗣同的祖父谭学琴，生于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），原居浏阳南乡吾田市，其父过世后，率诸弟迁居城内，居西城。谭学琴因父亲卧病在床，家道中落，便早早地踏足社会，成了一名谋食者。为了养家糊口，谭学琴跟着长兄谭学夔在县衙做了一名管理簿记的小吏，靠着打拼和积累，数年后，他们将家迁到浏阳县城的梅花巷丹桂坊。谭学琴为人豪爽，常助人于危难。据说，家中的抽屉里塞满了族人和亲戚打的借条。先人把他的光辉和德行，雨点般倾泻到基因继任者的眼睛里，以及他们的身体里。于是，一个家族的成员就带着这份福报，行走人世。

道光八年（1828），六十三岁的谭学琴因劳累过度病逝，临终前，他命家人将所有借据付之一炬，并留下遗言“我死勿令儿子废学”。他死了，但他让儿子们不要废弃学业。不废弃学业，指向的现实目标是用知识改变命运。最终这个平日乐善好施、常与读书人往来、为自己攒下名声的老人，将人生的诸般苦痛留给了他的妻子和七个子女，同时留下的，还有他一生积攒的福报。彼时，谭继洵只是一个六岁孩童，不知生死为何。父亲的猝然而逝，就像是支撑他弱小生命的一座骨架坍塌于眼前，血肉无所凭依，精神亦颓然无望。许多年后，谭继洵回忆起父亲离世时的悲惨景象，不由喟叹：“先大夫卒，同怀七人皆幼，吾母悲吾父之亡，而又念膝下茕茕无依，恒一恸昏绝，举室环哭，闻者堕泪。”在这个家庭陷入风雨飘摇之秋，谭继洵的长兄谭继升站了出来。

中国人向来有“长兄为父”的说法，年仅十三岁的谭继升虽未成年，但他责无旁贷地接过父亲留下的这副重担。他果断地放弃了自己的学业，奉养母亲，照顾弟妹。他不敢忘记父亲的遗言：“我死勿令儿子废学。”他为弟妹们延请塾师教读。父亲让他们努力读书，将来获得功名。如今父亲不在了，他心疼母亲，也不忍看着弟弟妹妹们跟着受苦。他放弃学业，是为了成全弟弟们的前程。人间百味，唯苦不觉苦。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十三岁的孩子，在做出那样一个决定时，内心所承受的悲怆。对少年人来说，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不只有书本知识，更多的是言传身教。父亲身上所表现出的乐于助人、救人之急的品格，深深影响了他。

在谭继洵的描述中，长兄谭继升是近乎完美之人，格局宏大，气象不俗。长兄为父这句话，在谭继升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他整理家政，每天忙得精疲力竭。为了警醒自己，他在眼睛能看见的地方写上“谨身节用”四字。一个人入世太久，懂得世间丈夫最难做。世上大男人多如牛毛，伟丈夫却很稀罕。谭继升用稚嫩的双肩挑起这份沉重的家业，铢积寸累，使得孤儿寡母的家庭渐渐有了兴旺的气象。对于幼时体弱多病的谭继洵而言，哥哥谭继升犹如神一般的存在。他亲自照料生病的弟弟，四处求医问药。谭继洵后来回忆：“洵体素羸弱，兄保抱携持，体恤备至。稍长，得咳血症，兄求医调药，日夜惊扰，甚于己疾。”面对兄长夜以继日的付出，谭继洵能够回报的，是学业上的精进，而这也正是谭继升最希望看到的。谭继升、谭继洵兄弟明白，要让这个家族奋然而起，唯有在科举道路上实现突破。没有选择，便是最好的选择。

自有科举制度以来，古代中国便产生了一个功名社会。一群群儒学之士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，成为不同于编户齐民的官与绅。由此分化出人的社会属性，构筑起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。一个人从入泮到出仕是一条拥挤的狭路，成千上万的读书人在这条路上蹭蹬不休。谭继升放弃了自己的学业，将全部心血倾注于弟弟的身上。科举之路，回报丰厚，只是过程太过漫长而痛苦。谭继洵回忆当时的情景：兄长为我找来最好的老师，给我定下最严苛的学习程式，老师偶尔外出，他则代为督课，手挟一册书卷，给我讲忠孝节义之事，娓娓不倦。我所读的唐诗，皆兄所录。遇上会试科考，兄长为我检点场具，亲自迎送。

科举入仕既成强势的主流价值观，博得功名就不再是一个人的战斗，而是一个家族的念想，这份念想深入人心。人生于天地间，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。谭继升将自己未能实现的人生理想全都寄托在弟弟身上，希望他早日金榜题名。令他感到欣慰的是，三弟谭继洵聪慧过人，学业大进，于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二十岁时补县学附生。七年之后，即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，又于长沙乡试考中举人，时年二十七岁，成为浏阳谭氏宗族史上的第一个青年举子。同年考中举人的，还有湖南茶陵的谭钟麟，二人关系密切。有了举人的身份，就不用交赋税，不用服劳役，犯法后也不用受到刑罚，见到县官不用下跪，在科举之路上迈出了第一步，只是还谈不上真正做官。

谭继洵迈出的每一步都得益于兄长谭继升的苦心经营，因此，谭继升在谭氏家族中享有威望。不要说他们是同胞兄弟，就算是生活在同姓同宗的村落，只要烟火相接，鸡犬相闻，也会形成同一血缘的向心力。何况，他们还是兄弟。一个人的发迹史，就是一个家族的光荣史，不仅可以光宗耀祖，其光彩更是惠及全族。反观之，一个人若是犯了王法，也会累及族人和家长。一句骇人的“诛灭九族”，便是最极端刑罚。在中国古代，九族是一个社会学概念，更是一个司法学概念。而至为酷烈的，莫过于方孝孺“夷十族”。灭十族则为朱棣的独创发明，这里包括方孝孺的学生和朋友。朱棣下令将方孝孺投入大牢，大肆抓捕其亲族朋友门生。每抓一人，都带来让他看一看。方孝孺看到他们非常难过，弟弟方孝友被杀前反劝道：“阿哥何必泪潸潸，华表柱头千载后，梦魂依旧到家山。”

我们现代人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“进步心态”嘲讽方孝孺这样的人过于“愚忠”“迂腐”，但是这丝毫无损于那些古代忠良的历史地位。每个时代都有其视为不可玷污的神圣价值观，如果拿今日的价值观去衡量过去的时代，看到的自然是不可理解的愚昧。回到谭继升身上，这时候的他，只希望弟弟能够接续自己的人生理想，为家族顶门立户。待得四十年后，谭继洵仍念及兄长对他的养育之恩：“呜呼！兄之视洵如此甚笃，而洵之视兄将何以为报也！”他认为，若无兄长昔年的勤勤恳恳，以教以养，断无自己日后的荣耀加身。不负兄长不负己，是他一生志向所指。

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，在兄长的操持下，二十四岁的谭继洵完成了自己人生的另一件大事——结婚成家。他娶的是浏阳北乡芦烟洞国子监生徐韶春之女徐五缘。与祖上几代人的婚姻近似，谭继洵的通婚并未突破浏阳。对方是与谭家有往来的朋友。彼时，长辈的交际圈与子女的婚姻圈通常是吻合的。因婚姻关系牵连在一起的家族，像一张人为编织起来的网，将此家族与彼家族联系起来，以此壮大彼此在本地的势力。如今在芦烟村，依然流传着这样一个“姊妹易嫁”的故事：徐韶春生有二女，长女庆缘，次女五缘。庆缘经舅父说合，许配给谭家三公子谭继洵为妻。庆缘这姑娘很有心眼，对自己的终身大事非常慎重。于是，她委托弟弟借送礼之机代为调查未婚夫及其家庭情况。其弟到了谭家，发现未来的姐夫是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书呆子，并且衣冠不整、不修边幅。庆缘不愿嫁给这个邋遢的书呆子，徐家只好将婚期一推再推，最后只好由妹妹替姐出嫁。

徐氏虽然生于乡间，但她的父亲毕竟是地方上有名望的士子，与谭家联姻也算是门当户对。谭氏家族与浏阳士子之间，存在着相互需要的关系。一个新崛起的家族，在社会资源与地方秩序中的话语权仍然有限。徐氏是乡间女子，她的身上具有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。为了帮助丈夫完成功名社会的价值追求，她日夜操劳，承担起全部家务。徐氏进入谭家后，在浏阳生了二子二女：长子嗣贻（字癸生），次子嗣襄（字泗生），长女嗣怀（怀贞），次女嗣淑（淑贞），他们便是谭嗣同的同胞兄姊。

正当谭继洵沿着人生的天梯努力向上攀登时，一场震撼王朝的风暴席卷而来。

那个像他一样参加应试的书生洪秀全，这时候刚好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。落榜两次，以为上天总该眷顾他一回。可临了，还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败下阵来。洪秀全在广东花县官禄布村生活了二十三年，与绝大多数乡土社会的儒生一样，他对自己的生命起源之地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想离开这里，不为别的，那个关于富贵天降、光宗耀祖的梦境一直驱赶着他，如鬼魅缠身，如神佛附体。十九世纪中叶，一个科举失败者能够做出的选择无非以下几种：一、继续考下去，生命不止，考试不休；二、与体制决裂，比如做个黄巢；三、披发入山，做个隐士；四、返乡做个私塾先生，散淡人生。洪秀全选的是第二条道路。

落榜的洪秀全得到了那本被后世之人经常提起的《劝世良言》，这让他从一名小地方的塾师变成天父次子。1850年7月，洪秀全在花洲山人村向各地拜上帝信徒发出密令，让他们前来金田村团营。而最早来到金田村的是韦昌辉，他带来了一千多人，还有巨额的资金。他不仅提供训练场地和受训者的伙食费，连材料、燃料及其他费用都由他负担。杨秀清、萧朝贵带领紫荆山区的烧炭工人有三千多人。石达开率领的贵县客家，有四千余人。太平天国的首义诸王都成了上帝的众子，至于杨秀清以上帝之名对洪秀全进行训诫与凌辱，那是后话。

洪秀全的军队疾风骤雨般席卷中国南方，湖南站在了时代的风口。地方氏族的防御难以阻挡太平军的锋锐，各地方士绅纷纷举办团练。偶然事件就像悬于历史天空的灯盏，每一烛光亮都指向冥冥中的幽暗。咸丰帝绝对不会想到，因为自己的一念之差，会成就湖南人曾国藩数十年的功业。有一种说法，中国古代历史上能达到圣人标准的有两个半人，即孔子和王阳明，而曾国藩算半个。可见近世之人，对这个湖南人的推崇到了何种地步。《左传》：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。”曾国藩这个半圣之人，虽被今人一再解读，一再误读，但面目仍不够清晰。事功者，取其功；事言者，取其言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各说各话，各取所需。听上去，他们说的好像不是同一个人。

曾国藩是清廷从各省挑选出的众多官员之一。那些在地方督办团练的人员（团练大臣）大多是从前的各部侍郎、巡抚、布政使或按察使，或有类似经历的高级官员，他们致仕在湘，碰巧又在家乡居住。彼时，曾国藩正因母亲去世在家丁忧赋闲，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转来谕旨：“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，籍隶湘乡，闻其在籍，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，着该抚（张亮基）传旨，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、搜查土匪事务，伊必尽力，不负委任。”在此之前，曾国藩已经拒绝过张亮基的邀请。他说：“国藩此时别无他求，惟愿结庐墓旁，陪母三年，以尽人子之责，以减不孝之罪。”堂堂正二品侍郎，又热孝在身，若仅因巡抚相邀，便出山办事，既有失身份，又会招致士林的嘲讽。如今皇帝的谕旨传来，他便没了退路，硬着头皮也得上。他哪里会想到，这是一条登云梯。

曾国藩与湖南绅士之间的关系，正是朝廷要利用的。在中国南部和中部地区，地方组建武装的速度正在加快。朝廷想要加以利用，又担心失去控制，便让第一流的地方绅士名流、高品级的官员加入其中，形成一个地方自保的网状系统。就在此时，谭继升组织的浏阳团练应时而生，成立不久，就与太平军发生了一场遭遇战。

洪秀全的军队进犯长沙，一支小股部队进入浏阳境内，夜抵城西北二十里的蕉溪岭下。官兵不敢出城拒敌，谭继升带领乡勇埋伏在蕉溪岭上，敲响锣鼓，点亮火把。一时间“熊熊林谷，光烂慧天”，太平军不敢靠近，只好连夜遁去。十余年间，太平军五次兵临浏阳，都无功而返。谭继升因组织团练有功而被奏保即选七品盐运使司经历，加同知衔，加保尽先选用知县。他在浏阳士绅中的地位日益突出，成为地方团绅领袖。中国人有着极重的乡情意识，湖南更不例外。凡自家居所前后方圆十余里内都称为“屋门口人”，平日即守望相助、互通有无；如遇上“屋门口人”与外乡人发生争斗，则不管是非曲直都会上前助拳，就算流血破财也在所不惜。正因如此，曾国藩才会坚定地认为“同县之人易于合心”，而他的弟弟曾国荃在用人上则完全奉行“不独尽用湘乡人，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”。正如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所指出的那样：“湘军最初编练的军队，其兵都是农夫，其将都是书生。”湘军的兴起为晚清军人社会地位的凸显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缘。军人化的士绅如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等湖南人，摇身一变，化为中兴名臣，成为晚清社会的中坚力量。无论是儒生“武士化”，还是武士“儒生化”，都是两种身份的跨界。不可否认的是，这样的身份跨界，必然会导致传统社会秩序的失范和传统军事体制的更张。上至翰林，下至生员，人人喜言兵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浏阳谭氏宗族与湘军并无交集，让人难以理解。其族人跟随湘军外出征战者几乎没有，立功升官者更是罕见。谭嗣同倒是给出解释，“浏阳县于山谷间，耕植足以自存，民颇宠谨，不乐去其乡，更数世老死，不见干戈。故应募从军，视它县无十之一，而以能战博厚资大官，亦鲜有闻焉。吾谭氏又衰族，丁男始得逾二百，尤惴惴不敢远出”。谭继升兄弟与浏阳士人走得比较近，其中有欧阳中鹄、刘人熙、涂启先等。谭继洵考中举人不久，就面临太平天国起义，他没有像当时许多湘籍士子那样，选择投笔从戎，在纷乱的世道里建功立业。他还是不愿轻易放弃读书考试这条路，始终怀有一颗守护名器之心。

此后十年里，谭继洵在浏阳等地以教私馆为生，同时积极准备参加会试。咸丰九年（1859）是谭继洵一生中的重要时刻。湖南向来文风凋敝，进士、举人的录取率低于其他省份。在这种环境下，科举考试的竞争异常激烈。咸丰朝由于战乱影响，乡试屡次停科或延期，清廷出于稳定社会的目的，各省乡试增额的次数和数量都有大幅的提高。这一年三月，谭继洵赴京参加己未科会试，中贡士；次年四月补殿试，考中三甲八十六名，赐同进士出身。学习期满后，补授户部广西司主事，由此开始了长达四十年的官僚生涯。谭继洵成为京官后，即移居京城，携长子嗣贻随侍。徐夫人也于同治二年（1863）携二女一子赴京，谭家开始在北京定居下来。

我想象着，那是一个怎样的清晨，承载着一个家族数代人的梦想，谭继洵离开浏阳。街道空无一人，也没有任何照明，街道两旁堆砌着灰色的矮墙，也看不见人，让人压抑得有些透不过气来。他站在船头，透过清澈江水浮起的一层水汽，望着那座略显破败的门楼渐渐消隐于一株巨大的老树之后。水中的青天湛然无咎。上善若水，天道酬勤，勤俭无奢，淳朴如古。今日回望，总觉得那些在时间里行走的旧影，有着不为人理解的执念与执形，动摇不得。两千年来，究竟是什么力量在为谭继洵之辈点燃圣灯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