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看着事态的发展并恶化，吓出一身又一身冷汗。因为我比校长更惨，作为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人，竟然不止一次读过错字，可能还被人讥笑为“白字先生”呢。没人当面戳穿这层窗户纸，但我能体会到他们目光中的轻蔑，似乎也能听到他们转脸之后不屑一顾的低低耻笑声。

只有在1970年代偏远地方生长的人，才能理解校长的苦衷。当时没有老师，更没有字典，甚至连书籍都没有，一本书在乡村里弥足珍贵。九岁那年，我从一个远亲那儿得到了一本书，是当时流行的长篇小说，叫《征途》，写的是一群年轻人去东北上山下乡的经历。我软缠硬磨，待在远亲的家里不声不响也不离开，他看实在没有支走我的办法，就说你替我去大队代销点称半斤盐吧，让你看半月的书。我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好事这么轻易来临，攥着他递给我的一张毛票，飞快地跑向两公里之外的代销点。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而且抄了近路，从一片刚刚收割过的豆茬田里蹿过。我穿的是一双底子磨得菲薄的布鞋，我踩着了一片蒺藜窝，蒺藜轻而易举穿透鞋底并深入脚板。但那本书吸引着我，我一点儿也没觉出疼痛。我坐在田里拔掉鞋底上钉满的圆囫囵吞扎手的蒺藜，没有端详脚板是否出血，跳起来没有太大障碍就又接着跑。在那个秋天的下午我跑得溻透了衣裳，但掂着半布兜盐冲过村子时，我心里洋溢的幸福无法言表。我理所应当拿到了那本《征途》，而且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如饥似渴地啃噬它。

现在我仍能记起那本书的每一页，记起从上海去黑龙江的兄妹俩——钟训华和钟卫华，还有事事正确的梅英姿，还有作为资产阶级小姐典型的万莉莉……我能透过那书看见遥远的黑土地，看见那里的大雪和森林，体会到那透骨的严寒，甚至能听见雪夜里熊瞎子的嗥叫。在我成长的中原地区，不可能有熊的影子啊。我用漫无边际的想象来丰富贫瘠的阅读。

只恨我当时认得的字太少，读前50页时，至少有一半的字我根本没有碰过面。一场浩大的命名运动开始，我用我单纯而幼稚的智慧给每个跳到我面前的汉字起名字。在我九岁的时候，我已经开始挑战仓颉、许慎。我磕磕绊绊用自己的读音往下顺，我的目的是读懂它，知道它到底说的是什么。我没有顾及正确的读音，因为没有字典可查，村子里也不可能有知道读音的老师。估计有字典我也不可能去查，小孩子都喜欢简便，总避开麻烦事儿。我只读半边或者上半截，实在读不出来的就用臆造的读音。我觉得我是走在一条布满了大大小小巨石、鹅卵石的山路上，但山后的风景吸引着我，我高一脚低一脚艰难地往前走。一块块石头渐渐熟悉，我叫出了它们的名字，也大致揣摩出了它们各自的性情和想法。当读到第一百页时，不用怎么琢磨停顿我已能明白列队的石块们竭力要干什么，于是另一个世界打开，无限风光在我面前铺展。我激动不已，沉浸在“芝麻开门”的巨大喜悦之中。

这本书是我的识字课本，我囫囵半瘪地在半个月内读熟了它，下了硬功夫。它成全了我的阅读梦想，但同时也害我匪浅，因为下的是童子功，那些张冠李戴的别字读音纠正起来格外困难。所谓童子功，是生长之初的介入，已经长进你的血肉，改又改不了，剔又剔不掉。你束手无策。你被自己过硬的功夫打趴在地上。最可怕的是这些别字一错经年，日积月累的重复把错误变成一种习惯，把错误变成另一种正确。没有课本，也没有老师。没有人告诉你正确的读音是啥。从小学到初中，天天往学校跑，但粗布缝制的书包里很少装书，因为许多学期开学时是没有新课本的。要是哪次发一回新书，所有孩子都当成重大节日看待。至于老师，虽然总是站在讲台上发号施令，可肚子里的墨水比坐在下头的学生多多少恐怕还是个问号。老师们都曾是这个学校的学生，说不定昨天还在田里干活，今天已经抽调到学校课堂里站讲台。他们扯着喉咙卖力地讲课，但读字的正确率总是和声调高低成反比。他们教字的错别率不算太高，比我自己瞎猜乱想要略好一些，但能好到哪儿去只有天知道。

在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我得到了一本字典。为了买那本字典我费尽心机，与父亲周旋，撒泼哭闹，终于拿到手三毛钱。我一歇子跑到镇上，那里有一家新华书店，二话不说买了那本字典。我如获至宝。可惜那不是常用的《新华字典》，而是四角号码字典。那是一种需要极高的智商才能破译掌握的查字法，一般人不使用，于是随时都能买到。至于那种偏旁部首检字的《新华字典》，经常缺货，并不是你想买就能买到的。新华书店没有《新华字典》卖，也是那个年代的奇观。

这本像是发电报一样组合字码才能查字的字典经常藏在我的书包里，很少见它张开双臂神采飞扬。我不喜欢它，觉得它不是字典，而是一本被遗弃的敌台发报机的密码簿。对，是敌台，这个词现在很少使用了，而当年却家喻户晓，指的是潜伏的间谍使用的无线电发报机，信息传送的秘密通道。

我天天混迹于一群错别字中自得其乐。有着强大磁力的是连环画，我们叫画本。《敌后武工队》《林海雪原》《奇袭》《小英雄雨来》《鸡毛信》……那是连环画最火热的岁月，所有题材应有尽有。为了得到一本连环画我挖空心思，与拥有者展开各种交易，不计成本。只要一拿到手，那才叫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，头也不抬一口气细细读完，读完了还要不断地品咂，对于重点画页与说明文字反复把玩。看到集镇上竟然有画本摊儿，一本本摆放在木架子上，花上两分钱就能租一本尽情翻阅，我羡慕得涎水长流。但画本摊儿是集镇的专利，怎么可能摆进村子里呢！

我的阅读革命发生在五年级，那年我十一岁。在一个星期天，我去找邻居伙伴玩耍。我刚进他家就发现桌角放着一本书，尽管那书已经看不出书的模样，猛一看像是一把枯豆叶，就那样蓬松地堆在八仙桌的角上。没有封皮，也没有扉页，甚至没有目录，所有外层的页面皆已剥落，两只敞口书角乱蓬蓬的，没有一页是伸展的，全在卷窝着，书脊两只书角磨秃成了弧形。那书卧在桌边上，更像是一只抱窝孵蛋的翻毛母鸡，脏兮兮的。但那确是一本书，在乡村无边的寂寞里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。我拿了起来，而且随手翻了一页。我对这本乱扔的破书不抱任何阅读期望，只是出于本能——看见了任何带字的纸我都有阅读冲动——我快速地读完了一页，马上又读下一页。我有点喘不上气。我觉得一室光明，觉得我不是我了，我被书上的文字迅速融解蒸发。我看见了碧波万顷的蔚蓝大海，一艘轮船在缓缓航行，而漂亮的美人鱼见到了英俊的王子，马上要化为浪花和泡沫……我完全沉入了故事之中，觉得那文字是那么神奇，另一个世界如此绚烂丰富，光彩夺目。我忘记了去找邻居伙伴玩耍的目的，在他推我拽我时我舍不得挪开目光，像根本不认识他是谁。我两眼直盯着书页，与现实远远地隔离。我读书读痴的事情成了新闻，左邻右舍都来一看稀罕。他们围着我议论纷纷，试图把我拉起来，拉离那魔力强大的书，但我的双眼没有挪开地方，没有朝他们张望一眼。书里的世界太精彩，这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无法把我移开。

那天的午饭没有吃，我一口气把那本破损的书读完了。我记住了所有内容，记住了每一个故事甚至人物的名字，但我不知道那本书的作者是谁，不知道书名是什么。直到若干年后我读了大学，有一天在图书馆里看到了《安徒生童话》，我才明白当年读的那本书是谁写的。

但那次神奇的阅读意义非凡，应该是我热爱文学的起点。我大学学的专业是医学，毕业也做了十几年医生，但我念念不忘的仍是那本书，那些文字创造的精彩世界强烈吸引着我。语言是如此神秘而美好，语言的力量又是如此强大，阅读这些语言的感受是如此****的美妙……这些都让我倾情文学，把文学写作当成生命。最后我还是选择拿起笔来，立志要当一个安徒生那样的作家，写出一本本能够穿越残破的世界独自闪闪发光的书来。

决定要写作，首先要消灭错别字，直到这时我才知道读错的字多么根深蒂固，不是你想纠正就能纠正的（要是读大学中文系，我就能精通斩尽杀绝的技艺，将衣缝里隐藏的虱子一般的错别字一一剿灭）。我不断地翻查字典，同一个字可能要翻查无数遍，想着下一次不可能再读错了，可到了关键时刻常常被打回原形，仍然发那个最初的错音。我把那些字记在一个小本本上，装在衣袋里可以随时查阅。我将这记满了错别字的小本本放在书桌上，规定自己每天早晨起床后至少重读一次，但是收效甚微。那些错别字就像一群回归出生地产卵的大马哈鱼，冲破一切艰难险阻，任何障碍都无法打断行程，该读错的时候，照错不误。

有时真想放弃努力，不再管这些错别字。我是一个作家，靠的是无声的语言说话，读音发错就让它错吧，我又不当演说家。但自己很明白这是遁词，语言的意义很大程度依赖于发声，读错了显然会歪曲词义。我必须纠正这童子功夯实的谬误，不管这个过程有多么艰难。

错别字，是一个逝去年代刻烙在我们身上的痕迹，它携带着痛苦，也铭记着欢乐。但只要是错误的事物，改邪归正是唯一正途，没有选择。